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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积极恢复和扩大消费，“熟悉的烟火气回来了”******

　　原标题：多地积极恢复和扩大消费 “熟悉的烟火气回来了”(经济新方位·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元旦假期，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的粮油食品、饮料、日用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11.3%、10.2%、2.6%；据商务大数据监测，“2023全国网上年货节”前5天网络零售额达2080亿元，比上届同期增长4.7%……近期，各地商业和餐饮行业积极复工复产，群众生产生活逐渐有序回归正常。

　　近日，本报记者在多地采访消费市场恢复情况。“熟悉的烟火气回来了”，成为许多商家与消费者的共同感受。

　　北京

　　消费季亮点纷呈

　　近期，北京市不少商圈客流迅速回升。作为北京美食地标的簋街，多家餐馆烟火旺盛，这条全长1472米的美食街已有90多户商家恢复营业，一些餐厅恢复24小时营业。数据显示，北京线下餐饮、酒吧、KTV等消费业态正逐步回归常态。

　　与此同时，北京居民在出游、休闲娱乐等方面消费潜力也不断释放。“周末带孩子去了趟环球影城，从入口处就开始排队，人很多！”北京居民彭女士说，不少项目排队在一小时以上。美团数据显示，北京环球度假区近期门票订单量周环比增长68%，较去年同期增长近三成。

　　北京各大雪场最近出现了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之后的新一轮火热场景。在延庆奥林匹克园区，滑雪爱好者们从山顶呼啸而下。“早就想来滑一滑‘奥运赛道’了。”滑雪爱好者李女士说。除了赛道，该园区同步开放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冬奥村度假酒店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位于延庆区香营乡后所屯村的民宿“风拾光居”已恢复营业，民宿负责人吕和利告诉记者：“元旦假期3天，天天客满，春节期间的客房现在也预订一空。”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延庆区共接待游客12.9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900万元。“春节快到了，相信会有更多游客选择住民宿，体验乡村休闲生活和红火春节气氛。”延庆龙源里民宿负责人訾运卿表示。

　　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北京各级商务部门和商业服务业企业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多措并举丰富商品和服务供给。北京消费季全域联动、亮点纷呈，60余个商圈、千余家品牌开展年味特色促销，东城区、大兴区、延庆区等发放百万消费券实在惠民。元旦假期，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百货、超市、专业专卖店、餐饮和电商等业态企业实现销售额35.3亿元，恢复至2022年同期的83.8%。

　　广州

　　大型促消费活动添动力

　　“看电影，逛街，再吃晚饭……”广州居民李女士和家人来到正佳广场消费。“这是我们两个月以来第一次堂食，比我想象的热闹多了。”李女士说。据订餐平台统计，元旦假期，广州堂食线上交易额环比前一周增长121%。

　　近日，广州市陆续推出多个大型促消费活动，政府搭台、商家唱戏，吸引居民回归线下消费。新近启动的广州国际购物节，将持续至1月底。

　　“我们相信，购物节活动将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提振市场信心。”正佳广场负责人表示。

　　记者了解到，购物节期间，广州市将持续开展“羊城欢乐购”政府消费券发放、家电“以旧换新”等活动。各区推出丰富多彩的促消费举措，例如荔湾区开展欢乐购主题展销，组织区内优质企业集中展示商品，举办新春醒狮表演、换装巡游、游戏游园等活动；海珠区开展“百企暖冬”消费节，组织线上线下平台开展让利活动，超过100家企业参与……

　　据悉，广州还推出了时尚消费节、国际美食节、网上年货节等大型促消费活动。广州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各项活动将进一步发挥流量牵引作用，为消费复苏积蓄新动能、增添新动力。

　　重庆

　　发放消费券、惠企补贴

　　冬日夜晚，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灯光亮起，一顶顶五颜六色的帐篷依次排开，摊位前围满逛“夜市”的人。“每个摊位都很有意思，这是刚才买的零食。”重庆居民小赵告诉记者。

　　“您对哪款车型感兴趣？目前我们有优惠活动。”重庆两江新区长安深蓝汽博店，销售人员热情招呼进店顾客。满减、补贴、抽奖……两江新区的汽车销售店纷纷推出新能源汽车购买优惠活动，前来咨询和试驾的消费者不少。

　　恢复和扩大消费离不开政策支持。重庆市大力培育消费新动能，推出一系列促消费政策和活动，并联动四川成都举行双城消费节。“通过双城联动，希望尽快掀起消费热潮。”重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各区县和相关企业积极为消费市场暖场：在渝中区，元旦假期针对双城消费发放惠民消费券和“城市福袋”；北碚、南川、梁平等区县也陆续推出消费券……

　　“我们的项目获得了政府50万元支持补贴。”重庆金弓集团有限公司行政负责人蒋莉介绍，目前，该公司商业平台入驻商家27家，包括餐饮、酒店等服务业态。“我们将把补贴用于举办线下活动、项目建设等方面，助力进一步提振消费。”蒋莉说。

　　元旦假期，重庆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72.85亿元，消费市场信心正在稳步恢复。“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化落实促进消费恢复和支持个体工商户、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广泛开展促销活动。”重庆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说。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